新冠疫情影響合同履行的法律適用

作者 黃茜? 北京市北斗鼎銘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師協會交通運輸管理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

2020年2月2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湖州市委員會出具了全國首份疫情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很多人或可認為,本次新冠疫情屬于不可抗力,影響合同履行的,均可依據“不可抗力”免除責任。那么,到底應如何正確認定本次疫情的法律性質?合同義務方能否以“疫情”構成不可抗力事件要求免除違約責任或解除合同?考慮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與2003年“非典”疫情同樣列為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標準來進行預防和控制,兩次疫情在對合同履行的影響上具有相似之處,筆者認為“非典”期間的裁判觀點對本次疫情下處理合同糾紛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通過檢索非典期間的相關裁判案例,結合法律規定予以梳理分析,以期為企業的合同經營風險防范提供有效借鑒。

 

一、“非典”疫情影響合同履行的法律適用原則—不可抗力和公平原則。

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最高法《關于非典通知》,該文件雖已失效,但其指導思路對于本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給合同造成的影響仍有借鑒意義)第(三)條規定:“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對一方當事人的權益有重大影響的合同糾紛案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適用公平原則處理;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17條和第118條的規定妥善處理。”這里明確了疫情對合同履行產生影響的兩個法律適用原則:

1.因疫情導致合同履行不能,適用不可抗力原則。不可抗力的特征及法律后果見于《合同法》第117條:“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當事人遲延履行后發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責任。本法所稱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2.因疫情影響一方當事人權益,適用公平原則。公平原則是民法的精髓,既是一項法律適用原則,也是一項司法原則,當法律缺乏規定時,法官的司法判決在合同責任、風險分配上要公平合理并大體上平衡。公平原則見于《民法總則》第6條:“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合同法》第5條:“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二、“非典”疫情之法律性質,司法實踐存在不可抗力肯定與否定之說。

【肯定觀點】(《法律適用》2003年第6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正確處理“非典”疫情構成不可抗力免責事由案件》

文中認為:“盡管醫學專家對非典型肺炎的癥狀、成因等存有不同的看法,但從法律上分析,我們認為,非典型肺炎作為一種突發性的異常事件、一種世界范圍內爆發的疫情,不僅當事人不能預見,而且具有廣博醫學知識的醫學專家也無法預見;從其爆發至今,還沒有有效的方法阻止其傳播,甚至還沒有確定確切的傳染源;盡管有許多非典型肺炎病人經過治療病愈出院,但到目前醫學界還沒有確定確切有效的治療方法,因此,這種異常的事件,至少在目前,是人類無法預見、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觀存在,其性質屬于法律上規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是一種自然災害。”

大多數法院亦持肯定觀點,如(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豫法民再字第00024號《民事判決書》)關于洛陽臺興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訴洛陽有色金屬加工設計研究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關于非典、暴雨與工期關系問題。《施工合同》中對不可抗力的約定屬于概括性約定,應做廣義解釋,非典對人員、材料購買等造成的影響以及暴雨對室外施工的影響的確影響了工程的進度,且二者均屬于臺興公司與有色院在鑒訂合同時不可預見的因素,因此,對臺興公司認為非典、暴雨構成不可抗力的主張,本院予以采納。”

【否定觀點】(中國法院網2006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北京華億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與上海達臨文化展覽有限公司的聯營合同糾紛案

裁判文書觀點:“雙方在合作協議書中約定遇有不可抗力時協議自動失效,但2003年4至6月間發生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系突然發生并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應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該傳染病疫情通過各級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及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傳染病監測、預防、調查、控制和醫療救治等及時有效的工作,是可以被預防、控制及消除的,也是能夠被預見進而采取相應措施及時避免和克服的。雙方的合作協議在2003年發生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并未因政府有關部門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協議不能履行,亦不存在因疫情而根本不能履行的情況,故因“非典”而形成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本案協議而言不屬于合同法第117條規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并沒有導致合同目的的不能實現。”

從北京一中院和北京二中院對“非典”之法律性質的觀點來看,雙方在立足“不可抗力”之無法預見、不可避免、不能克服三個特征上有著截然相反的評價,但兩家法院對疫情影響合同履行的風險分配上裁判思路卻趨同一致:北京二中院課題組的肯定說強調“非典型肺炎疫情作為不可抗力事件,必須影響到合同的正常履行。如果在合同履行中遇到非典型肺炎疫情,但并沒有導致當事人不能按合同履行,此種情況不能視為不可抗力。”北京一中院的否定說也認為“協議并未因政府有關部門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協議不能履行,亦不存在因疫情而根本不能履行的情況,對本案協議而言不屬于合同法第117條規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兩家法院基于因果關系論殊途同歸,與最高法《關于非典通知》精神相契合,即對于合同受疫情影響的糾紛,并非一律適用不可抗力原則處理,還應兼有公平原則。

對此,筆者認為,企業在合同履行期間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不能簡單考量疫情是否符合不可抗力無法預見、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三個特征,而當然要求適用不可抗力的免責原則,必須關注合同受疫情影響不能履行的程度、合同不能履行與疫情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這才是解決當事人責任能否豁免的關鍵。

 

三、“非典”疫情影響合同履行,違約責任免除和合同解除權的裁判規則。

疫情期間,國家采取延長春節假期、各省市地區采取延遲復工等措施加強防控,各地政府發文明令公共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公共文化館、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歌舞娛樂場所、游藝娛樂場所等文化旅游設施將實行閉館或停止開放,取消春節期間相關營業性演出活動,演出場館發停演公告并配套公布退票方案,停止組團赴武漢旅游等,以切斷傳播途徑,這些措施并非對所有合同的履行都有影響,受此影響較大的合同類型主要有:轉移財產所有權的合同(如買賣合同)、轉移財產使用權的合同(如租賃、承包酒店、旅店、商場從事餐飲服務合同)、服務合同(如旅游、演出、出版、勞動、雇傭合同)、建筑工程類合同等。

(一)對受疫情影響合同部份不能履行、一時不能履行(或者說不能如期履行)的,各級法院對違約造成損失的責任分配上裁判觀點不盡相同,例如:

1.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4)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354號《民事判決書》:“基于我國在2003年春夏季節發生非典’疫情一事眾所周知,而且當時娛樂行業響應政府部門防治非典’的要求而停業也是公知的事實,因此,根據公平原則,上訴人提出其停業3個月的租金應免除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上訴人所欠租金中應扣除3個月的租金。”

2.遼源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吉04民終441號《民事判決書》:“2003年因‘非典’期間造成升華賓館停業4個月的經濟損失,因該損失是姜玉閣經營升華賓館期間遭遇的不可抗力,屬于正常的經營風險,該經營風險不應由巨源公司承擔,故一審判決中關于支持姜玉閣主張減免非典’期間相應承包費18.2667萬元的判決內容錯誤,應予糾正。”

上述兩個案例中,上海案例由出租方承擔了因非典而停業期間的租金損失,而遼源案例卻是由經營者自行承擔停業期間的承包費損失。對此,筆者認為,不可抗力是過錯責任原則中的免責概念,不論由哪一方當事人獨自承擔風險責任,都與公平原則相沖突。我國法律規定的公平原則主要適用在侵權行為領域,如《民法通則》第132條規定:“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侵權責任法》第24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但筆者檢索到以下兩個案例,其中有最高法院的判例,法院將受非典影響的合同糾紛適用公平原則處理,讓合同雙方共同承擔風險責任,有效地體現了法律的公平,更能達到合同雙方利益的衡平,筆者認為非常有借鑒價值

1.廣西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07)桂民四終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關于惠州市國航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等與廣西航空有限公司租賃合同糾紛上訴案:“非典”這一突發事件的發生,雖然給酒店業的經營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不能必然導致上訴人承租大廈經營酒店目的落空,上訴人申請停業是其經營策略而非“非典”導致的必然結果。故“非典”對上訴人與廣升公司之間租賃合同的履行基礎不構成實質影響,不能成為可變更或解除租賃合同的情勢變更狀況。而即使“非典”對租賃合同的履行構成情勢變更,上訴人有權要求的是對合同作合理的變更,以體現公平原則。經雙方協商,廣升公司已經減收上訴人因“非典”停業三個月期間的一半租金并免除派駐人員的全部工資,已合理分擔了“非典”事件對上訴人經營帶來的不利影響,體現了公平的原則。相反,如果免除上訴人“非典”三個月期間全部租金,其實質是讓廣升公司承擔“非典”所致的全部不利后果,反而有失公平。

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20號《再審民事判決書》關于白俊英因與被申請人土默特左旗人民政府承包合同糾紛案:“‘非典’期間白俊英的承包費5萬元,一審法院根據公平原則判決各承擔50%即2.5萬元,非典’屬不可抗力因素,原審根據公平原則判決并無不當。”法院雖認為非典有不可抗力因素,卻并未以不可抗力免責原則去分配當事人承擔損失的風險,而是適用了公平原則

(二)以疫情為由要求違約責任豁免不可忽視的兩個程序要件:

1.合同簽署的時間節點須在疫情發生前,否則就喪失了“不能預見”之特性,無法體現因果關系論之前提。

遼寧省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沈民(2)房終字第802號《民事判決書》關于曉薇與沈陽新中城房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至于新中城公司提出的非典’疫情屬于不可抗力,應免除新中城公司違約責任的問題。雖然2003年春夏之間我國爆發非典’疫情,但新中城公司在與張曉薇簽訂《協議書》時(2003年5月26日)應當預見非典’疫情可能對其正常施工造成影響,但其仍然在《協議書》中約定在2003年9月底將商品房交付張曉薇,且新中城公司自認2003年9月初,工程基本完工,只差驗收,其在2003年9月26日與張曉薇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亦約定交房日期為2003年9月30日前,表明非典’疫情并未對其交付房屋造成影響,故在本案中不能免除新中城公司承擔全部逾期交房的違約責任。”

  1. 合同義務人須依法履行及時通知義務,即根據《合同法》第118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并應當在合理期限內提供證明”。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晉民終93號《民事判決書》關于華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山西倫達肉類工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關于華墾公司上訴所稱的2003年發生非典’這一不可抗力事件,應予免責問題。根據雙方合同的約定和合同法118條的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并應該在合理期限提供證明。本案中,華墾公司并未舉證證明通知倫達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且非典’期間并未封鎖交通、限制貨物交易,故對華墾公司這一上訴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三)受疫情影響的合同一方應慎用合同解除權。

新冠疫情對經濟已然產生了重創,由此引發的合同糾紛自是無法回避。受到疫情影響而無法履行合同義務的一方,因經濟受損失,可能會選擇解除合同,并以疫情為由要求免除合同責任,其初衷是達到止損目的。到底能否獲得法律支持呢?我們來看看以下三個案例:

1.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遼審二民抗字第14號《民事判決書》關于大連鵬程假日大沐有限公司與大連正典表業有限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再審案:“因‘非典’疫情和政府有關部門因此而下發的停止野生動物經營的通知,只是對正典公司的部分經營活動造成影響,尚不足以導致其與鵬程公司之間的租賃合同‘直接’或‘根本’不能履行,本案的案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的情形,故本案不能據此認定為雙方合同的解除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

2.(中國法院網2003年6月5日)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認為:“非典事件對原告履行承包合同造成不利影響是事實,但并未達到只有解除合同才能消除對原告不利影響的程度,雙方可以通過變更合同條款等方式進行協商解決,被告亦表示可以降低承包費及延遲承包費交付期限,而原告卻未能以尊重契約、誠信公平的態度進行善意的磋商,使得合理變更合同、繼續履行合同成為不可能。因此對解除合同造成的大部分損失應由原告承擔。”

3.(《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5年第2期總第100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孟元訴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糾紛二審案:一審宣武法院認為,“在中佳旅行社履行了自己義務后,孟元以出現非典’疫情為由,要求與中佳旅行社解除合同并全部退款,其免責解除合同請求權的行使,應符合《合同法》的規定。當時我國雖然出現了非典病例,但疫情范圍很小,不構成對普通公眾的日常生活形成危害,即原告不能以當時非典疫情的出現作為免責解除合同的依據。且根據合同法第117條的規定,不可抗力因素亦不是當事人不承擔解除合同責任的必然條件,故原告以此為由,單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對方承擔全部責任的主張,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二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一方當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時,有權要求對方當事人采取合理措施,盡可能減少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損失,但無權在未與對方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即單方面強行解除合同,并要求對方承擔解除合同的全部損失。”“一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應積極與對方協商,而不能強行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對方承擔全部損失。上訴人未與對方協商一致即單方面終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應自行負責。”

因此,筆者認為,受疫情影響的合同一方依據不可抗力實現救濟時,應清楚認識到不可抗力只是違約責任的豁免原則,而并非解除合同免責的尚方寶劍,如若不能與對方協商解除合同,在單方解除合同更應慎重,否則可能會承擔合同全部損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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